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矫治屈光不正，分为角膜基质内消融术（LASIK、FS-LASIK、SMILE）以及角膜表层（上皮下）消融术（PRK、LASEK、Epi-LASIK、TPRK）两大类。尽管手术的主流为角膜基质内消融术，但表层手术以其操作的安全性、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的完整性、无角膜瓣相关并发症等优势，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当前，对于激光角膜表层手术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术后早期的眼部疼痛反应以及晚期的角膜上皮下混浊（haze）及伴随的屈光回退。围手术期选择应用合理的非甾体类抗炎滴眼液，可显著减轻术后的疼痛反应及刺激症状；此外，术中合理应用丝裂霉素，可有效抑制术后haze的形成。

目的 观察近视青少年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后眼轴增加量的相关因素。方法 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166例（均取右眼数据）近视患者分别配戴全矫单焦框架眼镜（82例）和角膜塑形镜（84例），收集其性别、年龄、基础眼轴长度和戴镜2年后眼轴增加量等参数。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2组各参数对眼轴增加量的影响。结果 2年后，框架镜组和角膜塑形镜组完成随访的病例数分别为70例和73例。框架镜组2年的眼轴增加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β=-0.073，P<0.01）、角膜散光（β=0.05，P<0.05）、基础眼轴长度（β=-0.07，P<0.05）。角膜塑形镜组2年的眼轴增加量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男女眼轴增加量分别为（0.34±0.29）mm，（0.21±0.31）mm，t=0.69，P<0.05］、年龄（β=-0.066，P<0.01）、近视发生年龄（β=-0.073，P<0.05）、基础近视度数（β=0.052，P<0.05）、入选研究前2年每年增加的近视度数（β=-0.043，P<0.05）、瞳孔直径（β=-0.04，P<0.05）、基础眼轴长度（β=-0.06，P<0.05）。经协方差分析，年龄、近视发生年龄、入选研究前2年增加的近视度数、基础近视度数、眼轴、角膜散光、瞳孔直径与眼轴增加量的回归系数在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女性、年龄越小、近视发生越早、基础近视度数越高、入选研究前2年每年增加的近视度数越大、角膜散光越大、瞳孔直径越大和基础眼轴越长的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效果较框架镜好。

目的 探讨角膜像差与角膜前表面Q值改变对角膜塑形术控制近视效果的影响。方法 前瞻性临床研究。对配戴角膜塑形镜治疗的8~16岁青少年儿童中低度近视患者85例（85眼），分别进行配戴前及配戴1年后的眼轴和角膜像差、角膜前表面Q值测量。眼轴由IOLMaster测得，角膜像差和Q值由角膜地形图仪测得，角膜像差取6 mm瞳孔直径下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73例受检者完成1年的随访检查。初始眼轴长度和配戴1年后眼轴长度分别为（25.17±0.88）mm和（25.42±0.83）m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8.387，P<0.01）。眼轴年增长幅度低于均值组和高于均值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初始戴镜年龄、角膜前表面Q值差值、初始角膜球差、初始水平角膜彗差、初始近视程度。行logistic回归分析，角膜塑形镜控制眼轴增长幅度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初始近视程度（?茁=3.709，P<0.01）、初始角膜球差（?茁=-12.881，P<0.01）、角膜前表面Q值差值（?茁=-4.349，P<0.01）。影响近视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初始戴镜年龄（?茁=0.441，P<0.05）和初始角膜球差（?茁=8.762，P<0.05）。结论 年龄和角膜球差影响近视进展。随访1年，角膜塑形镜对中度近视的眼轴控制效果优于低度近视，角膜塑形镜通过改变角膜前表面Q值及角膜球差影响近视控制效果。

目的 分析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光学区偏中心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配戴夜戴型角膜塑形镜的6.5～17.0岁近视患者110例（213眼）。按戴镜前年龄分为3组：A组，6.5～10.0岁组；B组，11.0～13.0岁组；C组，14.0～17.0岁组。按戴镜前近视球镜度分为：低度近视组（＜-3.00 D），中度近视组（-3.00～-6.00 D）。按戴镜前散光度分为3组：＜0.50 D散光组，0.50～1.00 D散光组，≥1.00 D散光组。按配戴角膜塑形镜3个月后不同偏心量分为：轻度偏中心组（＜0.5 mm），中度偏中心组（0.5～1.0 mm），重度偏中心组（＞1.0 mm）。检测戴镜3个月后的角膜地形图形态，记录光学区的偏中心分布。分析偏中心与患者戴镜前年龄、近视球镜度、散光度及角膜参数之间的关系。采用成组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平均偏心量为（0.53±0.33）mm，偏心方向主要集中于颞下方。配戴角膜接触镜3个月后偏心量＜0.5 mm者111眼（52.1%），0.5～1.0 mm者81眼（38.0%），＞1.0 mm者21眼（9.9%）。不同年龄组光学区偏心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戴镜前近视度（t=1.76，P＜0.05）和散光度（F=9.254，P＜0.05）越大，偏心量越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戴镜前原始角膜曲率分析显示角膜鼻侧较颞侧偏平，重度偏心者鼻颞侧各位置角膜曲率均较轻中度偏心者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分析显示，偏心量与角膜参数（角膜平坦曲率、角膜陡峭曲率、角膜对称指数、角膜非对称指数）无明显相关性，而与戴镜前球镜度和散光度呈正相关（r=0.354、0.127，P<0.05）。结论 角膜塑形镜配戴过程中可发生光学区偏中心，偏中心的发生与戴镜前屈光状态及角膜生理形态有关。

目的 矢量分析法比较近视伴较高散光的青少年儿童患者分别配戴球面角膜塑形镜和环曲面角膜塑形镜后角膜散光的改变及临床效果。方法 前瞻性观察研究。收集2013年3月至2014年6月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眼科就诊的青少年儿童24例（47眼），其中球面角膜塑形镜组（简称球面组）14例（27眼），环曲面角膜塑形镜组（简称环曲面组）10例（20眼）。在配戴1 d、1周、1个月、3个月时观察患者的裸眼视力（UCVA）、角膜散光改变以及主观感觉、并发症等。2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配戴前球面组、环曲面组近视度分别为（-3.80±1.43）、（-3.98±1.53）D；角膜散光J0分别为（-1.11±0.23）、（-1.18±0.29）D；角膜散光J45分别为（0.11±0.21）、（0.05±0.51）D。2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2组的UCVA呈逐步上升状态；戴镜1 d、1周、1个月时，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戴镜3个月时，环曲面组（5.05±0.06）高于球面组（4.93±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5，P<0.05）。角膜散光J0在配戴后各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83、-1.56、-2.38、-1.03，P<0.05）。角膜散光J45在配戴后各时间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球面组中4例有重影、视力模糊等不适症状，环曲面组无一例报告有明显视觉不适症状。结论 近视伴较高散光患者配戴普通球面角膜塑形镜虽然也可以获得较好的UCVA，但是降低角膜散光的能力及镜片稳定性低于环曲面角膜塑形镜。

目的 观察角膜塑形镜矫正青少年儿童近视的疗效，探讨角膜塑形镜对近视进展控制的临床效果，并观察其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病例分析。选取2011-2012年间在上海瑞视维景眼科门诊部验配角膜塑形镜的近视青少年儿童58例，均以左眼作为研究对象，年龄（11.1±2.0）岁，平均等效球镜度（SE）（-3.68±1.36）D。选用Boston EqualensⅡ和Boston XO 2种不同材料角膜塑形镜，按照所验配的角膜塑形镜材料为A组（38例）和B组（20例），再以-3.00 D为界分为低度近视组（19例）和中度近视组（39例），患者连续配戴角膜塑形镜2年后停戴4周复诊，分别比较戴镜2年前后的SE、眼轴长度、角膜内皮细胞计数、中央角膜厚度、角膜平坦曲率值、角膜陡峭曲率值和角膜散光。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符号秩和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等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配戴角膜塑形镜的患者在戴镜2年后均有近视度数加深[（-0.35±0.64）D，t=4.132，P<0.01]，眼轴长度增加[（0.33±0.33）mm，t=4.411，P<0.01]，角膜平坦曲率值减少[（-0.33±0.25）D，t=10.001，P<0.01]和角膜散光增加[（-0.34±0.38）D，t=6.873，P<0.01]；但A组与B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度近视组的SE、眼轴长度和角膜散光改变量分别为（-0.70±0.68）D，（0.47±0.36）mm，（-0.54±0.37）D，均高于中度近视组的改变量[（-0.17±0.54）D，（0.26±0.29）mm，-0.25（-1.00，0.25）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193、-2.384，Z=-2.598，P＜0.01）。结论 青少年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2年后仍有少量近视进展和眼轴增长，并且中度近视的近视增加量可能低于低度近视者。

目的 探讨荧光评估作为角膜塑形镜配适判断标准的可靠性。方法 观察性分析。观察同一眼在不同荧光素染色量，不同时间的角膜塑形镜配适的评估情况，以及在是否使用表面麻醉药、是否拉开眼睑等情况下对塑形镜的配适进行观察评估，并拍照记录。结果 荧光染色评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荧光素染色量、评估时机、泪液分泌量、是否使用表面麻醉药、配戴者眼表敏感性、眼睑紧张度和位置、是否撑开眼睑观察、角膜散光、角膜直径。在不同影响因素情况下获得的评估照片有明显差异。结论 角膜塑形镜验配的荧光素评估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而且评估主观性强，并非是塑形镜配适的可靠判断标准。

目的 研制一套符合眼科临床需求的数字化检查仪器数据采集方案，实现检查结果统一存储、远程调阅、集中管理。方法 针对眼科医疗过程中常用的临床检查手段，选取20多种不同型号、不同厂商的数字化检查仪器，对其源数据格式、仪器接口、目标数据格式进行分析、提炼、归纳。抽象出通用的数据采集模型。结果 依据设计模型顺利构建出眼科数字化采集系统。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部署应用超过5年，其采集效果良好，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和扩展性。能满足现行大多数眼科数字化检查仪器的采集需求，支持新品种仪器的扩展。结论 该方案对眼科仪器的输出途径、数据格式进行归纳，建立一套通用的数据采集方案，提高了眼科信息化建设的效率，其结果数据满足大多数临床诊断需求，有效地解决了“信息孤岛”问题，实现“一处检查，全院共享”。

目的 评价眼轴与平均角膜曲率半径比值（简称轴率比）诊断青少年儿童近视的准确性。方法 横断面研究。根据纳入标准，连续选取2012年12月至2014年9月期间，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眼科门诊首诊的3~17岁屈光不正青少年儿童共1 011例。检查记录患儿双眼裸眼视力、眼轴、平均角膜曲率半径等，计算轴率比（AL/CR）。双眼睫状肌麻痹后视网膜检影及主觉验光，记录主觉验光的等效球镜度（SE）。以SE≤-0.50 D为近视诊断标准，AL/CR>3为可疑近视。数据行正态性检验、秩相关分析及ROC曲线分析等处理。结果 AL/CR和SE均非正态分布，AL/CR为3.05（2.27，3.54），SE为-1.25 D（-11.38 D，+11.63 D），AL/CR与SE呈负相关（r=-0.563，P<0.01），与诊断近视的金标准睫状肌麻痹下主觉验光相比，AL/CR诊断近视的灵敏度为0.896，特异度为0.918，准确度为90.3%，Kappa系数为0.790，ROC曲线下面积为0.965（P<0.01）。结论 轴率比>3对近视的定性诊断价值较高。

目的 探讨角膜溃疡清创联合结膜瓣遮盖术治疗感染性角膜溃疡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对2002年5月至2014年6月在青岛眼科医院行角膜溃疡清创联合结膜瓣遮盖术的感染性角膜溃疡患者102例（102眼）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统计感染性质、手术并发症、手术效果及视力（logMAR）变化等资料，采用配对样本秩和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02例患者中，除2例（2.0%）手术失败改行穿透性角膜移植术（PKP）及1例（1.0%）发生结膜瓣回退拒绝治疗随后失访的患者外，其余99例（97.0%）患者角膜感染均成功控制。89例（87.3%）患者术后随访过程中未见明显异常。13例（12.7%）患者出现异常改变：6例（5.9%）患者发生结膜瓣回退，其中1例合并角膜穿孔改行PKP术，另有1例术后发生结膜瓣回退，患者拒绝二次手术，出院之后失访，其余4例行结膜瓣重缝术后溃疡愈合；4例（3.9%）术后角膜溃疡愈合后随访过程中再次发生角膜溃疡；1例因术后感染加重改行PKP术；1例发生大泡性角膜病变；1例出现结膜瓣下上皮植入性囊肿。感染成功控制的99例患者中，术前裸眼视力（UCVA）为3.90（2.60，4.30），出院时UCVA为4.00（2.60，4.4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77，P>0.05）。72例患者随访资料齐全，随访时间（6.1±5.0）个月；术前UCVA为4.00（2.60，4.40），术后3个月为4.30（3.40，4.7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74，P<0.01）。结论 角膜溃疡清创联合结膜瓣遮盖术是控制感染性角膜溃疡的一种有效手术方式。该手术成功率高，并发症少，有助于挽救患者眼球并保留一定的视力。

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的视功能恢复不仅取决于手术的时机和技巧，更依赖于及时、合理、有效的光学矫正。由于角膜接触镜在矫正婴幼儿无晶状体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对于不适合进行一期人工晶状体植入的先天性白内障患儿，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将其作为首选的矫正方式。但在我国，矫正方式仍以框架眼镜为主，角膜接触镜矫正婴幼儿无晶状体眼的临床应用与国外相比仍有差距，还没有得到广泛普及。针对这一现状，现就婴幼儿无晶状体眼的眼球发育特性及近年来角膜接触镜矫正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术后无晶状体眼的相关临床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